生命禮儀 自从“鬼节”这种鬼东西被搞到中国来，搞鬼之事近些年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还一举搞活了“鬼品”这个行业。作为“鬼”的主要有染者，今年的“鬼品”商家有望通过各种“搞鬼”手段获得比以往更大的“利好”，这从各地“鬼节”之前“鬼品”的市场行情可以“窥一鬼斑而见全鬼”。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大学生后这些年轻人作为“鬼”的另一主要染指群体，搞鬼时的幸福心情大致相同，但被搞时的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同。考虑到因恶搞而带来的恶果比以往增多，“不幸”由心情上升为事件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不得不把“搞鬼”现象当成大事了。
去年“鬼节”当晚，成都一位女士因被其居住小区的3个年轻人恶搞（她描述为“被一群‘魔鬼’追赶”），差点儿吓出精神病，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花去医疗费4000多元。事后该女士向该三“魔鬼”提出索赔1.2万元。此前，长春市一11岁男孩儿送给其70多岁的奶奶一颗“人头”玩具做礼物，结果奶奶被吓得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身亡。除了这些搞出病搞出命的极端例子，其他搞得影响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子不语怪力乱神”，那是因为他坚持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原则。既然现在“人事”被“鬼事”搞得出了乱子，那么我们必须要语一语“怪力乱神”，而且差不多也要体现“未能搞人，焉能搞鬼”这一原则。“搞人”这里的意思自然是要搞清楚人为什么要搞鬼，未能搞清楚这一点，焉能搞清楚鬼何以能被搞，遑论“搞鬼”之中亦有鬼可搞！
当“鬼节”以及与之相伴的“洋鬼”到中国来之后，不仅“信则有”的本土鬼受到了国际化的影响，日渐变得“与国际接轨”，而且“不信则无”的人也开始考虑“不信”本土鬼是否可以得出“则无”洋鬼的结论这种颇为吊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古代时的思路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或者：“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曲礼》）
“鬼节”之洋鬼，中国人不一定“祭之”，但即使“搞之”，也不免为“谄”；而非其鬼而搞之，差不多就算是“淫搞”了，基于上文提及的不良事件，“淫搞”也已被证明“无福”。就像“引进”或“偷渡”而来的一些物种，因没有天敌或生物链上一级的缺失，而可能造成繁殖生长失控一样，“鬼节”一旦与中国特色结合，是否会因尚无对其进行制约的相关文化而造成更为“无福”的严重后果呢？
这时候，你可以想起具有同样意义的中国鬼节———盂兰节。但同样的理由、相似的项目，中国本土鬼节像许多其他节日一样，不敌洋鬼，甚至渐渐在日历上消失了身影。这是为什么？有人说，从今年端午节被韩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前不久的中秋节要不要有法定休假日，传统节日的精神价值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媒体上也出现了大量反思的声音：洋节盛行难道仅仅是推行消费主义的商家和崇洋媚外的年轻人合计的一场“阴谋”吗？
“阴谋”如果说得小一点儿，换成“搞鬼”，则更“天时地利人和”一些。虽然由于规避迷信，或是适应人们新的生活需求，很多传统节日（尽管香港依然还有纪念“盂兰节”的活动）已经式微，而洋节恰好“钻”了这个空子，是“未能事人”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的“空子”实在也不应该成为“事洋鬼”的一个借口。
生命禮儀 事实上，真正的“空子”并不在文化方面，而在市场方面。“鬼品”（包括各种各样的“恐怖玩具”）能够在“鬼节”热卖，虽然表明了市场需求，但需求者毕竟只是为了“搞人”，“鬼品”若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自然就很难搞出什么鬼来。正因为“鬼品”市场缺乏严格的管理，经营者可以在双重意义上“搞鬼”，才使得“洋鬼”横行，而我们的消费者也就很轻易地被“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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